看了父亲的日记,又回忆了以前父亲的生活情景,脑海里怎么也想不起父亲有那些朋友!
这些日子我整理了一下思绪,以随笔的形式整理了一下父亲一生和朋友的交往,接触。
父亲在青年时代有一些玩伴,在父亲在世时,听他讲过一些事,记忆最深的是他在北京上专科学校时的老师和同学。他的老师是一个日本人,叫柿习近,也是一个大男孩,主要带他们班。还有就是天津的同学夏庆民。夏庆民和父亲住在一起,学习在一起,两个人一起回天津休假,一起回学校……
柿习近是一个中国通,讲一口流利的汉语,他们叫“支那语”。可是只要一进教室,柿习近要求所有人一律讲日语。所以父亲在年轻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。他们的校服,我看见过父亲的同学录,里面有照片,就像满洲国的警察服装,大檐帽上箍一圈白圈,毕业照最有意思,全班学生整个打扮就是日本兵!战斗帽上还挂着一圈屁股帘!我在文革时看到父亲把同学录,拿出来要烧掉时,那种依依不舍,翻了又翻,看了又看的情景,我好奇,父亲索性就叫我看了个够!并告诉我里面的那些人名,那些事……
从父亲的眼光里可以看出对同学录的眷恋,不舍。回忆那时的岁月……
在父亲退下来以后,我也曾问过柿习近的事情,父亲只说他是个不错的老师,后来回国了,再没有消息了,从父亲的目光里可以看到他对往事的眷恋,憧憬……
我问父亲:“他算您的朋友吧?”
父亲说:“也是老师,也算是朋友吧。”
父亲如在世应为94岁,柿习近也应过百岁了吧!
这是父亲亲口说的一个算朋友的人。
第二个就是父亲的同学夏庆民了。
夏庆民可能比父亲大一岁吧,要不怎么叫我管他叫夏大爷呢!
我理解父亲“朋友交往淡如水”的理念了。
夏大爷从伪卫生局和父亲分手以后,父亲就去了隆尧冯村建机场去了,一直到回天津以后,俩个人再没有在一个单位同事过,各自奔忙……
他们再次亲近是在1982年。
1982年建委为了改善老干部的住房问题,在河西区的尖山滦水道,把四建一工区的灰场划出来,建了两栋宿舍楼,按当时的观念看,房子的开间比较大。建口的老干部,应落实住房政策的,改善住房的一律都搬到这里。
父亲和夏大爷又成了邻居,夏大爷住在一楼,父亲住在旁边一个洞口的二楼。每天见面了!
夏大爷有时来到父亲这里聊天,我见过他们在一起时的情景,屋里就两个人,没有声音,一会他说一句,半天他回一句,我在外边听得都着急。可是这两个人就特别美,我妈说他们是心有灵犀呢!
还有就是同楼的一些老干部,当权人物。都是建口的。
如王根源,13级干部,和父亲住对门。
这老爷子,天生大嗓门,只要他的上海轿一停。就笑哈哈的上楼来了!
见到我妈就问:“老刘回来了吗?”
我妈告诉他:“还没呢……”
他哈哈大笑地:“瞎忙个啥……”
父亲一般不去他家,除了过年,父亲到他家客气的拜个年以外,从未上过门。但王老爷子倒是总来父亲这闲聊。一屁股坐下就不走了,牡丹烟一颗接一颗……
他们之间说的话都是建工委对干部的安排的事情,一般王老爷子往外轰我:“老三,我和你爸爸说事,你别听!”
这时我就抱孩子上楼了,我和父亲住一个楼,我在四楼住。
从父亲的眼光里和言语中,我看出父亲对王大爷的话题不感兴趣,但因为是同楼的邻居,又是建委的干部,父亲总是唯唯诺诺的点头称是……
王大爷还有一个好朋友,经常来串门,一呆就是一天。
这个人是孙治。
他不是建口的干部,后来去了天津铁厂,因不愿意留在那里,经常到王大爷家来坐。可能有事要商量……
这个人我也多次见到,在父亲家里王大爷总攒麻将牌局,叫我妈一起打牌,他也到父亲屋来打牌……
有时也和父亲聊一会六九八五的事,我感觉父亲对他只是应酬,不算是可以聊到一起的朋友。
后来他当上了一商局的局长,书记。
几乎到了星期天就来打牌,一呆一天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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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位父亲的朋友,我叫他老伯,他比父亲小近十岁,市建工局的副局长,总工程师,郭景山。
我们在中山门就住一起,前后院住。
那时的郭老伯是天津三建的副总工程师,年轻有为,市里重点培养的干部。每天下班以后准时到我家来和父亲谈话,一般都是工作上的事情,这时的父亲话特别多,郭老伯总是不住的点头,洗耳恭听。父亲特别喜欢他,他是父亲那时最知心的朋友。我们两家也特别好。后来父亲挨斗以后,去了六九八五,郭老伯也到了六九八五,父亲半天劳动,半天坐办公室,郭老伯那时是指挥部基建处的副处长。武鸣是处长。都是三建的干部。
父亲回到天津,郭和武都没回来,到了1978年,郭和武分别回来了,一个任建工局局长,一个副局长,总工程师。
郭老伯又和父亲联系上了,工作,生活经常打电话,只是父亲年纪已高,不方便串门了。
这是父亲的好朋友。夏庆民也是好朋友,郭老伯只是年轻一些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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